经济与法律的博弈和互动，典故频出，历久弥新。经济追求“效率”，法律注重“正义”。“以最大效率确保正义，以普遍正义推动效率”诚然美好，但现实中诸般疑难杂症，却屡次将两者的冲突推至风口浪尖：为了正义是否可以不计代价，考虑代价是否意味着可以牺牲正义，如欲兼而得之，那两者的边界又该如何划定？

千百年以降，浩如烟海的经济学、法学、甚至文学著作，尝试从各个角度回答上述问题，百家争鸣，各有卓见。近年来，法经济学的热度居高不下，更是为诸多法律个案的争议注入了经济学的解析视角，缜密深奥的理论研究固然不少，浅出趣论的短评合集也不乏佳作，熊秉元教授《正义的成本——当法律遇上经济学》即为其中之一。

 

 

全书共十二章，以相对轻松的语言向读者铺展开法经济学的基本面：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，研究的方法是什么，取舍的价值是什么，得到的答案又是什么。试图在一本散文式的合集中回答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并非易事。在我看来，与其他佳作相比，本书在论述深度和叙事结构上难以跻身最优等之列，但胜在角度新颖，示例平实又贴近生活，可以很容易地启发读者以小及大，去思考站在个人角度、司法角度、经济社会的角度，我们对同一问题的回应，应该是什么。

 

 

简该不该向地主付租金？

熊秉元教授在本书中提到了牛津大学易伯生教授（David Ibbetson）在历次演讲中非常钟情引用的一个例子——帕拉丁诉简（Paradine V. Jane）。

十七世纪四十年代，英国的地主帕拉丁将一块农田租给简，租约里载明租金以各季的节庆为准分四次缴纳。租赁关系生效后不久，德军入侵英国，简承租的农田沦为战场，三年春来秋往，颗粒无收，简于是也持续拖缴。地主帕拉丁忍无可忍，将简诉至法庭。

以现今眼光看来，因战争之故招致违约，可依“不可抗力”法则抗辩免责，看似并非疑难杂症，但若放下现今的视角反观当时法庭的判决结果和判决理由，是饶有兴味的。

在该案中，英皇法庭判决地主帕拉丁胜诉，理由有二：一是战乱纵然迫使简颗粒无收，但契约里并没有除外或但书的约定，无约定即无从寻求保障；二是签约时，地主并没有以胁迫或者恐吓的方式缔约，所以帕拉丁在契约中的权利应当保障。

书中也承认，从“正义”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判决相当有争议，基于承租人缔约时的弱势地位和欠缴原因非承租人主观恶意，这个判决简直是劫贫济富，但从经济学的“效率”角度看，此份判决却不乏正面意义。

第一是判断承租人损失时不能只看跌势不看涨机。本案中，简固然有损失，但在其他例子里，承租人也有可能因为风调雨顺或者粮价暴涨而获得意外利益。因此，租约本身就含有不确定性，值得由承租人一体承受，而承租人承受的风险大小，可以由租金高低调节。

第二是契约应促成双方互蒙其利，契约应当敦促双方在完成契约的基础上投入下一轮经济活动，进而创造更多的资源和财富。这起诉讼中，如果简不付租金，那就拖累了毫无过失的地主，但若承租人付租金，至少地主可以从履约中获得利益，进而投入下一步生产性活动。与其双输，不如一输一赢。

第三是对司法成本的深谋远虑。如果简胜诉，以后其他承租人在签约时，并不一定会多加小心，而且如果简的理由成立，其他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会纷至沓来。当法庭面对千奇百怪不履约的理由，由其来判断合理不合理，都将耗费可贵的司法资源，而且也不一定次次都能维护正义。如果简的败诉能促成未来更多的承租人仔细琢磨契约条款，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宣示效应。

现今的语境下考虑该案判决，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则和更加精巧的个案考量必须加入其中：除了上文提及的“不可抗力”，在法律制度层面，人类文明和制度历经工业化和科技浪潮的洗礼，本就日趋精巧明确，譬如买卖合同中即便未对标的货物的技术指标逐项规定，但符合行业一般技术标准的底线仍应被严守；在本案中，需考虑租金的高低是否涵盖了对上涨下跌的风险考虑，租金本身的高低较之市场平均水平，是让出租人还是承租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，也要考虑判决的履行是否会给简的日常生活带来重大冲击，如果判决支付三年欠付租金将直接导致简的家庭一般开支无法维继，那么即便要支持帕拉丁，租金的比例是否可以酌减，也应该一并讨论。

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争议，熊秉元教授引用这个案件，用了一个非常精巧的技术性处理，他在讨论法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时，将两者的博弈根据人类社会发展史切割为三个阶段：第一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原始社会；第二是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；第三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掀起序幕的工商业社会。熊秉元教授认为，在特定的阶段，正义被赋予和填充了不同的内涵，正义本身也是一种工具，当时空条件不同时，需要的工具自然不同。所以，捕捉正义最适当的内涵，不可脱离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。

这种切割赋予了上述案件判决在彼时的正当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，考虑正义离不开经济学的效率视角，所谓“正义”，在某些场合需要跳出个体的、眼下的、局部的视角，需要把时间拉长，去考虑社会长远的利益，往前看。从向前看的角度，减少重复博弈中无谓的成本消耗、倡导长远利益的判断，这种经济学的“效率”视角，有利于法律上长远的“正义”。

 

 

假设“理性”，重视“自利”

熊秉元教授在本书第三章《刻画经济人》的导言中说，“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，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，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。”经济学家认为，尽管个体在生活和经济交往的各种情境中的反应南辕北辙，但一套好的架构，应该可以一以贯之地、由同样的基础出发，来解释这些不同的景象。就经济理论的发展而言，需要一些比“喜怒哀乐、情感理智”更加明确的概念。

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假设，是建立在“理性”和“自利”两大基础之上的，即便这是非常司空见惯的概念，全面理解也并不容易。

以理性来说，“理性”并非一个绝对值：第一，理性是一种主观的概念，甲的理性是控糖，乙的理性是多食甜食，甲乙之间关于理性的取舍全然不同；第二，理性不一定带来好结果，昨天理性买入的十只股票今日大跌，但不能站在今日否认昨日选股时的思考是理性的；第三，不同智识程度的人，理性的精细程度不同，譬如十岁孩童和四十岁知天命的人，对于理性的认识全然不同；第四，不同的人，对某一事物可能具有同一或趋近的理性，对另外一事物的理性则可能迥异。譬如丙丁会同时选择搭乘缆车而不会为了省钱徒步登山，但在是否应该花钱在奢侈品上，两者的选择又迥异。

所以，对于理性的判断是困难的，要抽离出抽象规则，需要非常科学系统地对理性的不同侧面进行分类，而这些关于理性的分类应用于生活，又不可避免地裹挟着人类的本性——自利。

经济学并不假设人具有圣人品质，经济学在讨论“是”而并非“应”的问题。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”，脱离人的“自利性”讨论行为模型，模型本身的基础就是不牢靠的。

书中提到，当经济学家说“自利”时，是指“人会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”，这是人的本性，但追求“自利”需要澄清两个问题：第一是追求自己的福祉不一定会伤害到别人的福祉；第二是绝大部分人的行为动机虽然是自利，但绝不是明知可能伤及他人而故意为之。

经济学试图抽离出一般规律，法律的难点在于在一般规律之外解决疑难问题。熊秉元教授提到，经济人上有基于“理性”和“自利”而设立的种种经济理论和模型，但法律上，虽有“一般理性人”等标准，却并没有拟制的法律人（“法律人”一般指从事法律职业的人）概念，但“经济人”假设中“理性”和“自利”的特点，与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共通的。

熊秉元教授举了两个例子：第一是提高交通违规的罚款数额，人的自利性会驱使违规减少；第二是当违反一般规则时，如果在“自利”非“自私”的角度具有正当性，法律也应该在酌定惩罚时予以考虑。譬如，暴风雨中的游艇私闯私人码头，撞坏了码头设备，码头主人如果提出侵权之诉，法庭就应该援引“紧急避险原则”，认定被告无过失，但是要赔偿修缮费用。

法律与经济的共融共通，由此也可见一斑。

 

 

没有绝对的效率，没有绝对的公平

《正义的成本》一书中，有个小例子尤其有趣：教育主管部门曾经通过上级政府拨钱给各县市的教育局，指定作为改善各小学厕所之用。

因为只能专款专用，所以拨款只能用来修厕所，结果，有的小学厕所刚刚修缮过，为了用掉这笔专项经费，不得不把厕所打掉重建；有些偏远地区的小学则不顾摇摇欲坠的教学楼，用这笔钱修缮了与教学楼相比，堪称五星级的豪华厕所。

站在法律和经济学的角度，五星级厕所和百年危楼共存的景象，荒谬吗？

答案并非简单可得。

如果把同样金额的钱拨给学校，由学校决定用途，那么五星级厕所很可能变成校长室，这种自由调度仍可能遭至误用和浪费，而且，因为自由度的增加，误用和滥用的情形可能更严重。如果把补助款拨给教育机关统一使用，甚至可能出现教育机关用于除小学之外的单位的情况。

“小学厕所补助款”这个有趣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更深刻的思考：把补助款限定在改善小学厕所上，固然可能会出现一些“五星级厕所”的荒唐问题，但是如果把补助款交给小学、教育局甚至是地方政府自由运营，可能会带来同样、甚至更大的困扰。

因此，没有一种制度有绝对的利弊，在经济上判断政策的好坏，需要从事后实效或者从数学模型中去推测利弊的比重和大小，进而为后续的政策制定从经济学范畴给出效益最大化的指引。从法律的视角来看，严格按照规定执行“专款专用”的要求，即便造成了“五星级厕所”的荒唐问题，都不能指责经办人有过错，这是法律应给予行为人的稳定可期的后果评价。问题是，如果有“大不韪者”擅自为了小学生更好的福祉改变了“专款用途”，被追究责任时，法律应不应该给予否定性评价？这个问题，类似于上文提及的“简该不该付租金”，相信从个体正义、个案正义、社会效率、长久福祉等多个维度评价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，答案恐怕也没有绝对的对错。

这可能正是法经济学迷惑却又有意思的地方。

法律和经济的复杂关系，有无数的学术大部头探路，当然不可能通过熊秉元教授的一本小书道尽。整体来看，书中对于诸多经济学和法学大家理论的概括，都相对零散，由于篇幅限制，也定然不够全面。大家不妨把它作为了解经济与法律关系、开启学术兴趣的一扇窗户，借此微光，去打开感官，更有心地观察身边的真实世界，相信通过咱们自己，也能从日常琐事中思考这种宏大话题，感受法律和经济的互动，愉快地享受思考的乐趣。